我国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趋势与建议（2019年）

时间：2019-05-23牛羊肉产业网

一、2018年肉牛牦牛产业特点及存在问题

1.1 基本特点

在牛肉和活牛市场上，刚性需求与养殖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国产牛肉增产100多万吨和进口牛肉超过100万吨，牛肉和活牛（母牛、架子牛、育肥牛）的价格上升且升幅较大。

在产业整体上，肉牛存栏量、屠宰量和牛肉产量稳步增加。牦牛的“放牧繁殖、半农半牧区与农区规模化育肥、标准化屠宰加工”的产业化模式开始形成。养殖阶段的低成本和环保意识普遍提高，但“秸秆就近利用、粪尿就地还田”的铁则，依然缺乏系列政策的明确支持。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从业人员素质和机械化率有所提高。产业技术被主动使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势态明显。肉牛和牦牛产业链各节点的经济效益较2017年稳中有升。

肉牛母牛存栏量明显增加，“弑母杀青”状况基本得到扭转。低成本依然是母牛养殖的核心，“分散、小群体、大规模”依然是母牛养殖基本模式，该模式是我国肉牛产业现阶段赖以存在并且不可动摇的主体模式。其中，分散的养殖场（户）衍生出了按经营能力和资源支撑能力扩大母牛存栏头数，同时兼养育肥牛提升盈利能力的新模式。

爆炸式产业外资金催生的母牛“大规模”、“集约化”圈养形式，面临着环保、管理、成本、技术的适度选用、市场选择、盈利能力等各种资源要素的压力和经营风险。

牦牛和犏牛的散户放牧模式与“夏壮、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环依然如故，由此每年损失约70万吨牦牛肉，与牦牛超载一道，是藏区草原生态的重大威胁。牛肉市场需求压力促进了牦牛和犏牛的“错峰出栏”、“集中、围栏”等规模化育肥技术与生产模式的加速普及。海拔500米以下的规模化育肥是2018年度牦牛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亮点。

市场选择了奶牛是多了一项产奶功能的肉牛，其活牛流通、肉用生产技术和模式得以迅速形成且趋于成熟。但适合我国国情的奶肉融合生产与经营的产业模式尚待成型。

1.2 产区变化

养殖向南部、西部、北部继续转移，并且存栏量增加。其中，发展速度较快的省（区）是，南部产区的四川、广西、贵州、云南、江西、湖南、湖北；西部产区的甘肃、青海、新疆；北部产区的内蒙、吉林、黑龙江。南部产区最具发展潜力。

屠宰加工随养殖产区的变化而变化，西部、北部和中部产区依然产能过剩。但西部和北部产区的整体产能过剩与新生育肥地区缺乏屠宰加工设施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南部产区整体的屠宰加工能力不足，“规模小而精、功能多而全”的“厨房型”屠宰加工设施是与南方产区养殖特点相适宜的建设方向。

“北牛南运”造就了以广东和上海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是“重屠宰、轻养殖”的屠宰加工产区，在发挥稳定牛肉供给辅助作用的同时，抬高了南方牛肉市场价格。

各产区的功能与商业模式逐步分化：西部和北部产区向直接供给大宗市场活牛和牛肉的方向；南部产区向就地生产、就近销售活牛和差异化、特色化牛肉的方向；中部产区向育肥外购牛和向大宗市场销售牛肉的方向明显分化。

1.3 效益与安全

肉牛和牦牛全产业链效益有所增加。与2017年相比，包括能繁母牛、犊牛和育肥牛在内，肉牛和牦牛两个产业的养殖业产值合计增加约13.3%；牛肉初加工业产值增加约3.5%；全国全年牛肉价格上升 2.3%。

根据我体系对15个省的牛场实地调研，冬春两季是肉牛病死高发期；活牛运输应激综合征（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布病、犊牛下痢是养殖阶段的重大疫病威胁。根据调研结果推测，2018年全国肉牛病死约210万头，死亡率平均为3.2%。其中，活牛运输应激死亡率平均为12.5%，犊牛死亡率为6～15.5%。病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80亿元，折合体重650kg育肥牛后的净肉损失约为60万吨。

以“北牛南运”为代表的跨区域活牛运输，是活牛运输应激综合征和传播疫病的直接原因，成为了肉牛产业健康发展的直接威胁，加大了全国性疫病扩散风险和防疫难度、加重了全国性肉牛养殖和牛肉的生物安全负担。区域内和场内卫生与安全防疫措施以及养殖环境（饲养管理和设施）保障能力的不足，是影响肉牛产业效益和安全的潜在因素。

退役母猪肉、鸭肉和马肉等假冒牛肉，走私的牛肉和活牛，“瘦肉精牛肉、注水牛肉”的市场流通，严重破坏了肉牛产业秩序和牛肉市场秩序。

1.4 模式与技术

农区和山区母牛因地制宜的放牧、自繁犊牛的外售加育肥，甚至牛肉的本地化销售（自售、自家餐饮、向“农家乐”、“餐饮店”直供牛肉等）是2018年母牛养殖模式衍生的亮点，其特点是，根据需要主动吸收、恰当使用所需要的技术，生产和经营上低成本、产品上有特色，吃干榨净全牛的利润。

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养殖母牛普遍的盈利规模是，家庭规模的盈利头数一般为20～50头，其中育肥牛占0～40%，需要一个完整劳动力，不需要投入大型设施和设备；中等规模的盈利头数是100～300头，其中育肥牛占0～60%，雇工1～2人，投入适当的设施和小型设备。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就近利用饲料和粪尿就地还田。

农区养殖母牛50～100头或300头规模以上的圈养模式的盈利能力较低，并且圈养母牛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低甚至亏损。原因是，前者雇工人数与设施设备能力不容易匹配而增加相对生产成本；后者人工工资、土地、固定资产投资、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与能源消耗、资金成本等的成本高，用非母牛养殖设施饲养母牛而增加设施和饲养管理双重成本；饲料收储费用增加；管理不周而加大养殖损失（繁殖率下降、犊牛死亡率增加）；粪尿处理等环保费用增加等等。

草山草坡、草原牧区等母牛放牧地区，盈利规模一般是50～300头，其中犊牛和架子牛占比20%～40%，需要1～1.5个完整劳动力，不需要投入大型设施和设备。盈利点是出售犊牛和淘汰退役母牛，特点是低成本。除草场牧草极度丰富、草场面积足够大、能自然冬牧、能廉价储备越冬过春的干草等特殊情况之外，放牧母牛300头以上规模的盈利能力较低，原因是规模的增大带来设施设备、工人工资、牧草收储加工、防疫和医疗、繁殖成活和配种接生、放牧半径、草场生态压力等方面的成本的相对升高，并且规模越大相对成本越高。还面临用工难、人员不稳定、技术不稳定等一系列潜在问题。

母牛养殖的技术普及率和适当使用率有所提高。但人工授精站（点）管理不到位和技术人员不足及人工授精技术水平偏低、优良种公牛数量不足、高品质精液不足及其价格奇高、廉价饲料资源利用度偏低、营养调控和饲养管理技术水平偏低等，依然是产业多年的课题。2018年度出现的新问题是，大规模母牛圈养企业（场）的技术过度投用、使用不当和管理漏洞，直接或间接增加了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

肉牛和牦牛的规模化育肥模式及其相关的饲料加工调制、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技术贡献度明显提高。但在添加剂和预混料、疫病防控等方面，有因过度投用技术而增加成本的倾向，并且育肥规模越大该倾向越明显。

有机肥化、沼气化等粪尿处理模式，是不具备粪尿就地还田条件的养殖企业（场），不得已通过增加生产成本购买养殖环境的模式。在环保上属于主动、在经营上属于被动模式，其成效逊色于“秸秆就近利用、粪尿就地还田”的铁则模式。

“假冒伪劣、走私”牛肉主要流通于“大宗市场”，是制约面向大宗市场供应牛肉的屠宰加工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和产品品质的主要因素之一。相反，“规模小而精、功能多而全”的屠宰加工企业（场），调整理念和技术生产“差异化、特色化”牛肉产品，增加“中央厨房”功能，在非大宗市场规避了“假冒伪劣、走私”牛肉的恶劣影响。尤其是牛副产物加工增值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

1.5 产业政策

2018年继续了国家级别的“良种（精液）补贴”、“粮改饲”、“环保奖补”、“南方种草养畜”、“疫苗免费”等政策，其中“疫苗免费”和“良种（精液）补贴”是普惠性政策。之外的政策，诸如“能繁母牛补贴（见犊补母）”、“引进母牛补贴”、“扶贫养牛奖补”、“农机补贴”、“养牛保险及其补贴”等政策，由地方政府制定，补贴规模和力度因地而异、大小不一。

二、2019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趋势

2.1 存栏量、产量和产业模式

牛肉消费供不应求的压力将继续推动肉牛存栏量增加。其中能繁母牛留栏量比2018年（约2600万头）提高约2%，实现连续4年的母牛留栏头数正增长。育肥牛出栏预计比2018年增加100万头，达到2700万头；牛肉产量连续2年每年增产超过100万吨，达到770万吨。

面向大宗市场的北部、西部和中部产区的母牛养殖模式、集约化育肥模式以及屠宰加工技术和模式变化不大。但南部的母牛养殖、育肥、屠宰加工模式继续“随市场需求变化”而变化，表现在饲养上灵活调整规模、进一步就地就近降低饲料和饲养成本，加工上将屠宰加工功能融合于中央厨房，产品上针对南方市场突显“特色化、差异化”，从养殖、加工到市场向形成独特的南方肉牛产业模式的方向逐渐演变。

以“北牛南运”为代表的跨区域活牛长途运输模式，尽管有诸多严重弊端并产生着巨大的隐性风险和直接损失，但2019年以广东和上海为代表的“屠宰外来活牛”的模式还会继续。但是，随着调整养殖业结构步伐的加快，保证生物安全力度的加大以及消费者关注度的提高，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将实施活牛划区禁运、定区定点屠宰、牛肉产品全国流通的全产业链现代化、规范化管理。

牦牛的草原放牧繁殖模式和“恶性循环”依然如故，继续每年损失70万吨左右的牦牛肉。但牛肉的市场需求，将促使集约化育肥模式在半农半牧区进一步扩大，并且突破“海拔3000米以下不能饲养牦牛”的这一缺乏科学证据的观念，根据当地气温环境安排育肥时间，加速向低海拔、草料资源丰富的地区扩散。由此将逐步催生育肥牦牛（肉）南运模式并固定下来。

2.2 品种格局变化

我国的肉牛主要分地方品种、改良品种和纯种三个品种类群。习以为常的“杂交改良”和“良种”中的“良”，实际上并没有公正标准。在市场需求多样化和供给侧结构调整的进程中，“盈利”是品种存在并产生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根本。而在“能盈利”的因素中，品种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唯一因素。因此，让市场选择品种是唯一正确的品种选择方向。消费的多样化自然会造就品种多样化、产品多样化的肉牛产业。因此，地方品种、改良品种和纯种的市场互动将会成为主体并持续下去，2019年同样如此。

国家主导的“肉牛遗传改良计划”内容比较全面，涉及到了上述三个品种类群。但有必要明确的是，“计划”着力点针对的是“大宗牛肉市场”，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上牛肉”，服务于国家保供给的战略。大宗牛肉市场的特点是牛肉消费量大、要求牛肉的产量大、特色性差。因此，品种改良的主方向是“体型大、生长快、产肉量大、饲料效率高”，随之而来的是牛肉肉质的“均值化”。反映在产业上就是诸如“西门塔尔、夏洛莱、利木赞”等外血改良品种、甚至纯种牛的活牛和牛肉的“市场同质同价”。反映在企业（场、户）的生产、技术、经营和商业模式上就是“唯规模是图、千篇一律、竞争激烈”。

“计划”中的“地方品种”，在育种方向上同样追求最基本的“生长快、产肉量大和饲料效率高”，却是建立在地方品种具有对当地环境和资源条件与生俱来的适应性、所产牛肉的“差异化、特色化”特性以及区域性消费嗜好等特性之上的选择提高。这些特性，奠定了本地品种在规模、品种选育方向和生产技术的选择上、经营和商业模式的打造上，存在着有别于“大宗市场”的另一个空间，给企业（场、户）的特色化开发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牛肉市场的开放力度，自然倒逼肉牛产业结构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调整，显然，肉牛的品种结构必然随之调整。在提高我国肉牛产业竞争力上，我国的肉牛产业技术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让市场来选择品种将会进一步释放品种生产力，尤其是培育、选育地方品种，发挥其“特色”功能，将成为抵御外来牛肉冲击我国肉牛产业的重大力量。为此，2019年我国在加大面向大宗市场的育种、用种支持力度的同时，继2018年之后，将会在“种质资源体系”和“地方品种育种体系”建设等方面官民一体继续发力。

我国由于母牛存栏不足和市场对优质牛肉需求量的增加，以企业为主引进了近35万头安格斯、和牛、海福特、莫累灰等品种的母牛，其中安格斯品种约30多万头。

商业性大量引进这些生长性能和肉质性能兼备的优良品种，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消费市场发出的明确信号，即消费需求已经发生变化，不但要吃上牛肉，还要吃上优质牛肉，需要一个多样化的牛种市场来支撑多样化的牛肉市场，育种坐标系需要增加“肉质性状”选项。

另一方面，这些品种在丰富我国肉牛品种市场和中高档牛肉市场以及与国外牛肉的竞争上，将与我国地方品种一道发挥巨大威力。但必须指出的是，具有生产中高档牛肉和特色牛肉的品种，需要配以适宜的系列技术，与设施设备和饲养管理制度等要素形成配套的生产模式，否则有可能削弱这些牛种本来的功能。

作为多了一项功能的肉牛品种，“一牛多用”的奶牛产业只要融入肉牛产业，奶牛才能充分发挥其降低生产成本，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提供各档次的活牛、牛肉和牛奶以及保姆牛，甚至承担肉牛育种的载体等品种本来的功能。该品种的独特功能有可能在我国催生出“以奶肉牛融合为标志”的新业态。因此，按照面上功能定位为奶牛品种的这个肉牛品种，2019年将继续顺应市场需求，在养殖阶段和牛肉市场上进一步与其他品种互动，推动产业结构深层次调整上的进一步发酵。

我国相继育成了多个牦牛品种,其共同特点是体型大、具有地形地理与外貌特点。但各品种的共同问题是推广依赖政府补贴程度高、产业化程度低、品种之间在藏区内外的牦牛肉市场上缺乏种质特色。高海拔和冷凉少雨的天然环境，造就了青藏高原脆弱的草原生态以及矮瘦低产的草原草和草膜样草甸草，这种环境今后将继续存在。大体型意味着牦牛对牧草的消耗量大、草原生态压力大、生产周期长、出栏率低、产业效益低。因此，是否因地制宜调整体型大小，是否把肉质等因素纳入育种指标（方向），是值得牦牛育种领域研究的问题。

2.3 养殖成本与效益

整体上，肉牛产业继续呈现高投入、高成本、较高收益运行的特点。非要素成本较高的状态仍会持续，涉及保险、医疗防疫、市场销售开发、管理咨询以及法务财务等投入会随养殖、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加大。

养殖规模与自身经营能力、饲养管理能力相适宜，尤其是具有廉价粗饲料资源优势和粪尿就地还田优势的企业（场、户），将会进一步发挥技术优势来提高收益。

在养殖规模和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利用杂交优势是增加收益的一个有效途径。以销售犊牛为主的母牛规模养殖企业（场、户），有必要对纯种留栏量和育种技术模式、用于生产杂交优势商品牛的配套品种选择、杂交优势商品犊牛的产量等，在生产、管理、经营模式上进行规划，由此制定缜密的技术、实施与管理方案，逐步形成独自的商业模式。在商业化养殖生产上，3代以上的级进杂交牛以及纯种牛未必带来更高的收益。

牦牛传统的放牧方式，是养殖成本低、养殖效益低、生态环境代价高的模式。人工种草、补饲等技术局部减轻了牦牛“冬瘦春死”现象，但依赖财政补贴的推广范围有限，经济效益也有限。而越冬过春瘦而未死的牦牛，次年又进行草原放牧，夏秋变肥，继而又沦入“冬瘦春死”。如此的恶性循环反而加大了草原生态环境的代价。

“牦牛放牧+补饲模式”的实施现状和走势，对于阶段性维持牦牛生命、存栏数以及降低死亡率有正面效果，其效果取决于政府补贴力度和实施范围。而对于眼下急迫、长期繁重的草原生态保护任务而言则属于“助纣为虐”，助推了“牧草-牦牛肉-空气”的恶性循环，是每年损失70万吨牦牛肉的推手之一。

2.4 疫病防控

以“北牛南运”为代表的跨区域活牛长途运输，是活牛运输应激综合征的直接祸首，潜在的广域性疫病传播，可能随时引爆疫病的群体性、大面积爆发。这也加重了全国牛场卫生防疫的成本和难度。牛企（场、户）将进一步主动规范、强化防疫防治与卫生安全措施。活牛运输应激综合征、布病和犊牛下痢依然是危害肉牛牦牛养殖的主要疾病。

从营养、药物及生物预防、精细化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防控是较为有效的防疫防病手段。但牛病防、诊、治技术及产品市场化进程仍然缓慢，缺医少药现象依然存在。有待形成一套社会化医疗保健与服务体系。

2.5 屠宰加工

屠宰加工整体产能过剩，南部产区产能不足。传统肉牛主产区屠宰加工产能的过剩实际上是落后产能的过剩，其中现有的绝大部分屠宰企业不能满足新修订的“国家屠宰加工企业规范”要求。部分单纯的肉牛屠宰加工企业按照新修订“规范”进行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以及由单纯的屠宰分割加工向牛肉食品综合加工方向延伸产业链势在必行。

西部和北部产区的局部、尤其是新兴育肥地区缺乏屠宰加工环节支撑，需要完善产业链来进一步提高养殖和加工两个阶段的效益。

新上马、或者准备新建的屠宰加工企业（场），普遍意识到了按照自己的育肥牛采购能力和市场销售能力，而不是统计上的肉牛存栏量和育肥牛出栏量来设计屠宰、加工规模，并且在达到卫生安全标准的情况下，最大限度降低设施和设备的投资。

销售信息化，消费多样化，产品的家用化、精细化和多样化，流通便捷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支付信息化，将进一步促使屠宰加工企业向“家庭厨房”、“中央厨房”方向转换功能，并积极导入相关技术。

不屠宰却加工牛肉的企业（肉品加工企业、冷链中心等），将进一步由牛肉加工向“餐厅、家庭”的后厨方向延伸功能，导入、融合烹饪相关食材原料和技术来延伸产业链。

牦牛屠宰加工的发展方向，因面向藏区还是内地市场而逐步分化。面向藏区城镇市场的屠宰场的屠宰规模不宜太大，需要维持150～200天左右的满负荷生产才能盈利，在顺应当地市场和消费习惯的同时，逐步导入肉牛屠宰加工的技术和模式。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四季都有（热鲜、冷鲜和冷冻）牦牛肉需求，但缺乏屠宰规模更小又具备四季供肉的冷藏设施，不得不依靠家庭制作“牦牛肉干”提供蛋白质，因此有可能出现“一企多点、半年屠宰全年销售”式的藏区乡村社区型屠宰加工、冷藏、销售模式。

面向内地市场的牦牛屠宰场，一般屠宰育肥牦牛，因此除了需要注意屠宰加工规模适中外，更需在导入类似肉牛屠宰技术模式的基础上，研发独自的育肥牦牛加工技术，开发特色产品以更好地适应内地消费者的需求，提高附加值。

肉牛和牦牛肉的专业化加工技术的研发，将向进一步追求生物安全、培育国产肉的特色、提升肉质和附加值的方向发力。

2.6 产业政策

国家级的补贴政策不会有大变化，但还会继续2018年的相关政策。地方政府在诸如基础母牛扩群（见犊补母）、母牛引进、养牛保险、肉牛扶贫、肉牛产业振兴等方面，继续实施标准各异的补贴政策。

除了“疫苗补贴”和“冻精补贴”之外，其他政策都是“非普惠性”政策。设置门槛、划分“三六九等”进行补贴，性质上属于“歧视性”政策，挫伤了“门槛外、等级外”企业和场（户）的养牛生产积极性，降低了政策效果。如何消除这些歧视性政策，让“补贴政策”发挥更大的生产力，值得各级政府深入研究。

三、2019年肉牛牦牛产业发展建议

3.1 肉牛牦牛养殖规模需要“适中”

“适中”或者“适度”实际上没有固定标准。资金、用地、投资、生产、成本、市场、环保等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依赖奖补等政策就能达到预期盈利水平的规模就是适中或者适度。

从我国土地、资源要素（人力、粗饲料收储和采购半径、粪尿处理与消纳、牛源获取、资金、技术等）的支撑能力看，除了极特殊（拥有超廉价且足够的草料资源和土地，能成批次、相对廉价获得足量的架子牛，有一定的市场把控能力等）情况，母牛存栏300头以下、育肥牛存栏2万头以下的规模是现阶段普遍的盈利规模。超过上述规模，增加的各种成本的累积费用有可能抵消利润，甚至导致亏损。

千头以上的肉牛母牛大规模专业化圈养形式，是我国近5年来突发性兴起的肉牛母牛养殖新形式，至今尚未形成产业模式。现状下，除了各种奖补权作“收入”点之外，该形态的赢利点尚未固定下来，原因是我国的土地和各种资源要素难以支撑这种形态。如果没有绝对保证能长期获得足以支撑生产和经营的“各种奖补”以及拥有超廉价的土地和草料资源，对肉牛母牛大规模专业化圈养形式投资需要格外慎重。

3.2 提高“用种”水平、因地制宜“良繁”“良育”

“用种”特指以增加商业性养殖和牛肉加工的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现有牛种的选用与选配。“良繁”特指选用数个品种繁殖扩大杂交优势群体数量、提高生长性能和杂交牛的肉质。“良育”特指根据“杂交优势需求”来进行有方向和目的的育种。

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顺序依次是“用种”、“良繁”、“育种”。“用种”与“育种”紧密相关、相辅相成，前者重在当下应用效益、后者重在长远效益；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检验后者方向和效果的坐标系。

在商业模式上，育种产业与用种良繁产业是两个“相依为命”的经营主体，“育种”的客户是“用种良繁”，“用种良繁”是“育种”的“衣食父母”。这条产业链的市场化构建，需要政府乾坤捭阖。

“用种”的重要性与“育种”相同，在我国被提及的频率比“育种”低，因此容易形成“不育种、不追求种的纯度、不使用纯种”就不能进一步提高效益的错位观念。事实上，除了日本和韩国基本使用纯种之外，世界其他国家都在用牛种之间的杂交优势来提高产业效益。这些国家育种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提高杂交优势，而杂交优势的经济作用又推动着这些国家肉牛育种事业的进步。即便是日韩两国，仍在小心翼翼地挖掘本品种内的品系之间的“杂交”优势。

我国肉牛产业的“用种”一直被广泛应用，但似乎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必须承认，在新导入某品种后的一段时期内，“杂交改良”起到了“良繁”效果，但其“良繁”效果现在如何，需要制定科学、客观有效的评价体系来进行评价，从而为“良繁”快马加鞭，为“良育”明确坐标提供直接证据。

“用种良繁”，也就是选用数个品种进行有秩序的轮回杂交获得杂交优势，在我国同样是提高肉牛养殖经济效益和用种效率、准确获得育种坐标系最快的途径。对“用种良繁”关注度的不足，可能是我国多年来没有形成类似于国外的专业化、商业化肉牛育种产业的一个原因。

在我国缺失“用种”和“良繁”规划和基础建设的现实条件下，建议以生产商品犊牛为目的的母牛养殖企业（场、户），研究导入相关技术，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需求选种选配，研发独自的轮回杂交模式、打造独自的犊牛品牌。特别建议，我国政府和相关专家把对“用种”和“良繁”的投入提升到与“育种”同样的高度。

肉牛育种是一个资金量和资源量占用大、周期超长、环节多而复杂且技术含量高的浩瀚工程。在我国肉牛产业发展的现阶段，“育种”应该是国家行为，最多是企业（场户）参与。企业承担的“联合育种”是一个方向，但缺乏国家长期稳定支持、运营机制尚待健全、杂交优势坐标系有待确定，加上企业经营不稳定等因素，与单一企业育种一样，处于愿景阶段。

国家的遗传改良计划是“以满足大宗市场需求为主”、地方黄牛和特色牛种为辅的育种计划，因此上述“愿景”的一部分，有可能最快在“以满足大宗市场需求为主”的育种上实现。但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保护民族品种以及发展特色产业等的需要，本年度有可能加大在地方黄牛品种保护及其产业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良繁”绝不只是扩大繁殖头数，是“用种”的具体体现，也就是通过选用数个品种进行有序杂交，从扩大群体头数和提高生长性能以及肉质性状三方面获益。支持良繁的技术都是常见的发情鉴定与人工授精、饲料与饲养管理、屠宰加工等技术，但如何选择牛种进行轮回杂交来提升杂交牛的获益能力，则需要母牛养殖企业（场、户）进行调研和具体实践验证。

本地黄牛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几千年的品种。虽然仍需要通过“育种”来选择提高，但既存的“世界独有、风味独特”的优势，更容易使企业和场（户）进行商业化育种，也就是结合自身条件培育特色牛种和特色牛肉，尽快形成盈利模式和品牌。所谓的本地黄牛商业化育种，在此是指根据市场需求，向有利于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方向，选择本地黄牛的各种性状（生长速度，体型大小、肉质），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商业化本地黄牛品种（活牛），生产差异化的牛肉。甚至对本地黄牛适度导入其他品种进行“良繁”，形成本企业（场、户）的独家品种，也是打造特色化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品牌）的一条路径。

3.3 亟待制定政策，实施活牛“分区禁运、定点屠宰”

以“北牛南运”为代表的活牛跨区域长途运输模式，是改革开放之后为繁荣农村经济而设置的“检验检疫”政策的产物，“卖牛难”问题早已解决。如同由“牺牲环境求发展”转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国策一样，肉牛产业需要由“牺牲生物安全环境求发展”转入“净化环境保安全”的发展新阶段。

本报告已经陈述了活牛长途运输对产业造成的损失和对生物安全等方面的直接和潜在的危害。在此还要指出，活牛长途跨区域运输模式，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南方肉牛产业发展的刹车器，还是剥夺北部、西部、中部三个产区屠宰加工税收收入，从而加重这三个产区肉牛养殖业负担和加重南方消费者负担的一支力量。

在养殖和屠宰加工技术基本满足产业需求、屠宰加工产能业已过剩、冷链运输和商品流通安全能够保障的现状下，从国策、产业、安全、发展任何角度出发，亟待根据肉牛产业新格局，重新制定政策和措施，尽快断绝活牛跨区域长途运输的通道，升级肉牛产业结构。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根据养殖产区确定已建设的屠宰企业（场）为定点屠宰场，并规划屠宰场待建区将2区合为一个活牛运输区。全国形成方格式活牛禁运区。

2）对“种牛”和“供港活牛”等特殊情况，制定申报、检验检疫、可追溯规则、批准、审核等程序，对运输时间、路线、运输防疫设施等进行规定。

3）“分区禁运、定点屠宰”政策和措施需“提前预告”、“先粗后细”、“及时微调”。提前预告，是提前给各产区调整产业结构、企业（场户）调整投资和生产等，以及市场和流通等商务活动适应结构调整预留充足的时间，例如提前3年预告；先粗后细，是先大区块划分，然后施行中逐步细致划分；及时微调，是政策和措施实施之后根据生物安全、市场和生产需要，每隔一定时期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4）本政策同时需制定肉牛产业链（从活牛到牛肉产品）可追溯实施规则和办法，提示各地方政府和产业链上相关的企业（场户），主动加入追溯系统。

       本文报道来自生鲜品管。